中国戏剧文化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它太急迫的鞭策改变不了它的基本步履，对它太严厉的责斥也无损于它的容貌体态，它还是它，如一条有着既定河道的千年江流，吸引着人们对它作出进一步的勘探。两次思考总算为这种现代化的勘探开了一个很有气势的头。
究竟怎样才能算是对中国戏剧文化的正确勘探和严肃体认呢？
首先应该深入地了解它的发展历程，搞清楚它的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联系，与文化思潮递嬗的联系；其次，要在世纪初已作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它放到世界戏剧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来比较和掂量；此外，更重要的，还应该考察它赖以生长的土壤，研究它与自己的观众的密切联系。
作这三方面考察的条件，在本世纪都先后出现了、成熟了。其实，就在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两度思考之中，已有一些人、一些文章接近了这三方面考察的内容；而在他们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更有一些冷静的学者以默默的工作开始了卓有成效的考察，王国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三方面的考察，在外象上有不少矛盾之处。例如，考察历史发展过程时容易倾向于较多的肯定，考察与其他戏剧文化的关系时容易倾向于较多的否定，考察与观众的关系时则容易着眼于稳定与变异的规律，为此，同时兼作三硕考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如果能把三方面的考察成果加以有机组合，那么，却一定能对中国戏剧文化获得一种多侧面的主体认识。这样的认识，只能属于这个世纪。
一、在系统的历史梳理中获得体认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学术界一直具有浓厚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兴趣，但是迄止上世纪，在中国戏剧文化发展历程的清理上，还没有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片断性的梳理和论述是有的，但往往是借历史资料说明一些具体的艺术问题，大多不以历史本身为皈依。及至本世纪，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戏剧文化的系统反思
正式开始了。现代历史观念认为，在各种历史中显得特别重要的，并不一定是钦定正史，而应该是那种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实反映民族灵魂历程的历史。这样，戏剧文化史的重要地位就不言而喻。它理应从历史科学的门外登堂入室，坐到令人瞩目的位置上来。可以说，一个还没有进入戏剧史研究的民族，必然还不具备现代的历史观念。
对中国戏剧文化的系统反思，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在他之前，梁启超的思考也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历史观念。一九〇五年，梁启超不同
究竟怎样才能算是对中国戏剧文化的正确勘探和严肃体认呢？
首先应该深入地了解它的发展历程，搞清楚它的发展与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联系，与文化思潮递嬗的联系；其次，要在世纪初已作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它放到世界戏剧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来比较和掂量；此外，更重要的，还应该考察它赖以生长的土壤，研究它与自己的观众的密切联系。
作这三方面考察的条件，在本世纪都先后出现了、成熟了。其实，就在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两度思考之中，已有一些人、一些文章接近了这三方面考察的内容；而在他们进行热烈讨论的同时，更有一些冷静的学者以默默的工作开始了卓有成效的考察，王国维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三方面的考察，在外象上有不少矛盾之处。例如，考察历史发展过程时容易倾向于较多的肯定，考察与其他戏剧文化的关系时容易倾向于较多的否定，考察与观众的关系时则容易着眼于稳定与变异的规律，为此，同时兼作三硕考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如果能把三方面的考察成果加以有机组合，那么，却一定能对中国戏剧文化获得一种多侧面的主体认识。这样的认识，只能属于这个世纪。
一、在系统的历史梳理中获得体认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学术界一直具有浓厚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兴趣，但是迄止上世纪，在中国戏剧文化发展历程的清理上，还没有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片断性的梳理和论述是有的，但往往是借历史资料说明一些具体的艺术问题，大多不以历史本身为皈依。及至本世纪，这种情况很快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戏剧文化的系统反思
正式开始了。现代历史观念认为，在各种历史中显得特别重要的，并不一定是钦定正史，而应该是那种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实反映民族灵魂历程的历史。这样，戏剧文化史的重要地位就不言而喻。它理应从历史科学的门外登堂入室，坐到令人瞩目的位置上来。可以说，一个还没有进入戏剧史研究的民族，必然还不具备现代的历史观念。
对中国戏剧文化的系统反思，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在他之前，梁启超的思考也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历史观念。一九〇五年，梁启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