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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还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45、6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呆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地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得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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