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红高粱》这部戏,一定程度上,戏外的故事更曲折过戏内。

    平行时空里,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节点,内地电影正考虑是否推行分级制度。

    彼时《红高粱》在西德首轮放映,

    一举拿下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为国产片赢得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

    随后相继引进香江、加拿大和美利坚,内地为响应百花齐放和解放思想的标准,于是也将这部戏摆上大银幕,由中影负责发行和放映。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除了影院会购买拷贝,农村市场因为没有影院,但又要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通常情况是生产队联络当地文化馆,象征性交一笔钱,当晚就能在公社打谷场露天放映电影,全村人端着小板凳蜂拥而至,但更多时候,连钱也交不起,于是挨家挨户收一碗小麦或玉米,这样就算做‘购片费’。

    所以无论《少林寺》的票房过亿,亦或者《红高粱》的票房四千万,都没有确切来源。

    但《红高粱》的确上映了。

    在分级制度还在商讨的时间节点,《红高粱》一刀未剪出现在大银幕,结果当孩子们看到高粱地里的野合和血淋淋的活剥人皮,无不大受震撼,旋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讨伐声山呼海哨。

    直接影响,是令到原本正在推进电影分级制度匆匆夭折,电影局在此前还刊登了两篇专门介绍电影分级制度的连载文章,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更新过。

    《红高粱》就是这般恐怖如斯。

    以至于往后第二年,一部叫《寡妇村》的电影横空出世,首次打着‘少儿不宜’的宣传口号,一度让这四个字成为某些电影招揽观众的噱头。

    “不过就算没有《红高粱》,也有《绿高粱》和《白高粱》。”

    翟远心里清楚分级制度的推行难度,个中的机遇、优势或危险、弊端兼有。

    虽然欧西国家都用实践证明了电影分级的合理性,但全都是资本家和工会自发形成,并没有行政干预,但内地的电影业不可能放任野蛮生长,而不进行干预,

    只能说当下实行电影分级制的时机是否成熟的确有待商榷,还是不要掺和进去为好。

    “所以《红高粱》这部戏摆在香江放映就好,暂时没必要和内地电影厂接触。”

    翟远对施楠生交代道:“但如果这部戏拿了奖,难免还是要进内地的影院,到时候九一的态度很明确,钱我们都可以一分不拿,宣传的时候也请不要带上我们的名字。”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