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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这一生,破除的“惑”比较多。

    不少看起来似乎很难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围的朋友非常吃惊。

    但是,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全是个人的努力。仔细回想,在早期,有两个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干净的童年,二是肮脏的灾难。

    先说童年。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一个人,如果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很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会让他从起点上领略最朴素的真实,为正觉留下种子。所谓正觉,就是未染虚诳的简明直觉。因此,这些正觉的种子,正是我毕生破“惑”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后来接受大艺术、大哲学的基点。

    举些例子吧。

    我们村里,对生死之界看得相当平易。

    村子里几乎没有人去过县城,平日都在田里农作,比较正规的外出就是进山扫墓。

    田里,劳累而平庸;山间,美丽而神奇。因此,进山便是村人的乐事。到得长辈坟墓跟前,总是以墓边草树的长势与长辈开玩笑。“爷爷,今年您有点儿偷懒了,这杨梅比不上外公那边”;“叔叔,您的几棵松树长势不错,累着了吧?”……

    村里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进山,就像现在城里人送别一位退休职工,没有太多伤感。孩子们更是在送葬队伍的前后蹦跳戏耍,采花摘果,一片欢快。孩子们从小就相信,只有我们的笑声,才能让长眠的老人心安。

    连生死之界也看得这么淡,当然就更不在乎贫富之界了。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全都匍匐于春种秋收、菜蔬鱼蚌之间,家家户户的生活大同小异,差别实在不大。吃饭时分,邻居之间都有端碗游走的习惯,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网了一条大鱼,或抓了两只野鸭,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谁家的冬瓜、南瓜长得特别大,也会煮熟了分给各家。正因为这样,后来一定要在村子里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还让他们之间展开“阶级斗争”,实在是难上加难。

    几里之外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倒真有几户有钱人家。有钱,是因为做了丝绸和药材的生意,因此,并没有“剥削”四乡民众的痕迹。

    说了贫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里管事的,原来也有名义上的“保长”和“甲长”,主要是在庙会期间领头舞个狮,在火灾时派人敲个锣。村子里的事情分两拨,一拨是庄稼的事,一拨是各家的事,他们都管不到。他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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